1951年11月,华北很多村庄已经进入农闲,地里的棉花摘完了,麦子刚出苗,壮劳力开始修渠、积肥,妇女们坐在炕头纳鞋底,就在这个月,政务院批准了《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》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工农速成初等学校、业余初等学校正式纳入学制系统,这不是一份空洞的文件,它直接改变了无数扫盲班、冬学的命运,很多老人回忆,那年冬天村里突然多了识字班,黑板是用门板刷上锅底灰做的,粉笔是石灰捏的。
选择11月的吉日办开班仪式,在当时的农村有很实际的考虑,秋收刚结束,粮食进了囤,人有了空闲,天气还没冷到伸不出手,油灯下写字勉强能看清,更重要的是,农民刚刚交完公粮,对政府的号召有信任感,一个村如果定在农历十月初八这样的日子,往往还会结合庙会或者集市,方便外村人来旁听,吉日不是迷信,更像一种集体动员的默契。
当时推广的是“速成识字法”,核心是先学会注音字母,再拼读汉字,一个典型的教学单元是:第一天认“工人、农民、土地”六个字,第二天学“共产党、毛主席”五个字,第三天开始连成句子读,教材常常就是《农民识字课本》和《冬学政治课本》合订本,教员多半是本村高小毕业生或者下放干部,他们自己可能只比学员多认两百个字,但胜在能天天见面。
真正让扫盲不流于形式的,是“包教包学”和“送字上门”,比如河北定县有个村子,把二十个文盲分成四组,每组配一个识字的人当组长,组长每天下地前在自己手心写三个字,休息时摊开手教别人,妇女不能出门的,就由孩子放学后把字条贴在灶台边,烧火时看两眼,这种办法粗糙,但管用,到1952年春天,这个村能写自己名字、能记工分的人从七个增加到了四十多个。
识字不等于会用,1951年11月之后,很多地方开始把扫盲和实际需求挂钩,记工员需要写清“张三今天锄地两亩”,妇女主任需要念通知“明天到乡里领棉种”,于是课堂练习就变成写收条、写请假条、写简单的黑板报,山西有个劳模叫李顺达,他所在的生产合作社规定,每个社员必须能用笔画出自己的工分符号,再在旁边写上名字,这个办法后来被很多合作社学去。
更关键的是,扫盲班开始教“查字典”,当时流行的是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和《新华字典》的早期版本,一个农民学会四角号码口诀“横一垂二三点捺,叉四插五方块六”之后,就能自己查不认识的农具名、药名,有个真实例子:山东一位妇女在扫盲班学会了查字典,后来在供销社买到一瓶农药,说明书上“稀释”两个字不认识,她自己查出来,避免了把药打浓了烧坏棉苗。
为什么1951年11月那么多地方选“吉日”开班?因为当时的基层干部明白,农民信日子,也信仪式,一个简单的开班典礼,挂上红纸写的“识字班开学”,请村支书讲两句话,再让识字的人当场写一副对联,效果比挨家挨户通知强得多,仪式之后,大家觉得这是件正经事,不是来去自由的凑热闹,不少地方还约定,逢农历三、六、九上课,因为这几天赶集的人多,顺便就能来学。
从操作上看,有三条经验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,第一,时间要卡在农闲和农忙的缝隙里,1951年11月正是这样的窗口,第二,内容必须和当天、当月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,比如记工分、算口粮、写借条,第三,要有固定的“小先生”,不能只靠外来干部,本村人教本村人,才能坚持到第二年开春,这些做法不花什么钱,但需要组织者真正了解农民什么时候有空、关心什么。